乔友林：一个非常规英雄

　　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改变世界的惊天动地，也没有常人认为的英雄气概。然而, 他却被视为“英雄”。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文赤桦)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改变世界的惊天动地，也没有常人认为的英雄气概。

　　然而, 他却被视为“英雄”。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的研究成果将惠及无法用数字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免于宫颈癌的威胁，”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博士说。

　　所谓“英雄”，英国牛津字典定义为：因勇气，行为高尚，成就卓越而受到赞赏的人。

　　肿瘤流行病学家乔友林已然配得上“英雄”这个词。他涉足的医学研究背后，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健康与公平。这一切，需要勇气，需要专业精神，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持之以恒。

　　戴着款式保守的深度眼镜，性格温良，不出风头，乔友林这位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回来的医学博士，在盖茨基金会资助下，率领着一支科研团队，花了15年时间，在太行山下的山西襄垣、江西修水的村庄，做了若干试验，专注于探索研发一种宫颈癌快速筛查技术，既要精确，又要简单、价廉。

　　这个名叫cereHPV 的快速筛查技术，终于在2008年宣告成功，学术文章在英国《柳叶刀·肿瘤》发表后，震动国际医学界。

　　这项筛查技术能在2.5 小时间内，准确捕捉到由14种高危型HPV病毒导致的宫颈癌以及癌前病变，其准确度接近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杂交捕获二代(hc2)技术，而费用却大大降低。

　　十年后的2018年7月，这个技术，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认证。因其准确、快速和价廉的特点，世卫组织认为，careHPV是非常适用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宫颈癌筛查技术。

　　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宫颈癌防治意义重大。乔友林说：“在资源欠缺的国家，由于有限的卫生资源都消耗在了疾病治疗而不是预防上，结果，全球宫颈癌病例中，85% 都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这个疾病每两分钟就吞噬一个女儿，或一个母亲的生命。

　　“乔友林博士的杰出工作, 促进了全球癌症防控的公平性，”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筛查组组长桑卡博士说。

　　尽管不少科学领域深受媒体青睐，在大众眼里颇具魅力，但流行病，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领域，却少有受到关注，也没有夺人眼目的光彩。对多数人来说，流行病学无非就是搞搞健康调查，传播健康知识，告诉大众少吃油炸类食物，多吃蔬菜水果。

　　“一个诚实的流行病学家为什么会要想出名出风头呢?!” 乔友林非常直接地说，“流行病学是一个为老百姓做实事，促进整个国民健康的学科。”这也正是他选择攻读预防医学博士学位的初衷。

　　他认为，再好的临床医生，救人也是有限的。古人说，上医治未病，其实就是预防。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的基石。“流行病学家通过发现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及其目标人群，为国家制定疾病预防政策提供依据。”

　　有趣的是，乔友林年少的追求，却是当骑兵，“在马背上，挥舞着战刀，保卫祖国边疆。感觉特别帅，特别威武。”

　　为什么是骑兵? 他说，年少时看的第一部史诗性小说是《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在书中对哥萨克骑兵之英勇的描写，让他深深着迷。哥萨克骑兵一生大半时光都在马背上度过，与敌战斗，执行各种城镇、道路、城堡和城邑的防御任务。“故事情节早就模糊了，但骑兵勇往直前的精神，至今都鼓舞着我。”

　　1975年，乔友林试图报名参军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时，解放军的步兵多骑兵少。只有在内蒙古，除了少数机关直属队为步兵，其余部队都是骑兵。遗憾的是，由于视力近视，乔友林的骑兵梦就此阻断。

　　尽管没能当成骑兵，成为一个英雄的想法却依然荡漾于心。

　　英雄主义的理念似乎与生俱来，且在以一个以南下老干部为父的乔家深受尊崇。乔的父亲1950年随解放军南下，解放了成都。1955年春天，乔友林在成都包家巷妇产科医院出生。父亲从小给他和三个哥哥姐姐，两个妹妹讲得最多一句话就是：要多为老百姓做实事，无论年纪大小。乔友林铭记在心，时刻准备着见义勇为。

　　1972年一个炎热的夏日，见证了他的英雄行为。

　　那时，他在重庆29中长寿高中分校念书。当年，学校基础设施简陋，游泳课都在附近一个水库进行。这天上游泳课时，身材高大但不谙水性的同学王文忠意外溺水。乔友林和三个男生组成救生队，潜水于偌大的水库中寻找。每次他浮出水面换气时，岸边的体育老师就高喊：“水下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早一分钟救起来，就多一分存活机会。赶快!”

　　经过几轮搜索，乔友林终于从湖底救出了王文忠。岸上女生哭声一片，不知所措。路边一个老农说，把溺水的人放在牛背上，喝进肚子的水压出来就好了。于是，有同学急忙去附近水田借来正在犁地的水牛。大家照着老农的说法做，却毫无起色。

　　“太愚昧了!他是窒息，不是呛水!”乔友林说，那时候农村连救护车都没有。大家拦住一辆拉煤的敞篷大卡车，急驶到县医院。由于窒息时间太长，错过最佳抢救时间，王文忠，这个乔友林奋不顾身从水库救出来的16岁少年，一个船厂工人的独生子，就这样在乔友林的眼前走了。

　　事后，当地教委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去家里接王文忠的父亲，直接带他去了医院的太平间。乔友林记得，这个可怜的父亲说，只见过领导坐小轿车。政府派轿车接他，说儿子病了，但他心里知道儿子肯定遇难了。波兰生产的华沙牌轿车，当年是不少单位领导的专车。

　　“当时，只要有一个人懂得人工呼吸，就有可能挽救这个同学。”同学意外身亡深深刺激了乔友林，于是决定学医，“让贫困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有病能及时就医，能看得起病。”

　　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恢复了高等教育。在四川涪陵当知青的乔友林，收到了四川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改革开放给了他出国深造的机会，他抓住了机会。1990年，在获得大连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7年后，乔友林考取了世界著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专攻预防医学，并在1996年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

　　就在不少人认为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在欧美留学的，不会再回国服务自己国家时，乔友林却在1997年，放弃了一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途无量的工作，回到中国从事肿瘤流行病研究。他说：“我是中国文化哺育长大的。即使接受了再高的教育，掌握了再多知识，如果不能为中国老百姓做事，会留下终身遗憾。”

　　身为预防医学的科学家，乔友林知道，一个国家要想有效预防疾病，必须有一张清楚的疾病归因图。但是，全中国当时只有一张80年代绘制的癌症分布图，这使中国癌症的预防和控制，大大落后于世界。“回国工作，给了我改进和提高中国癌症预防的机会。”

　　回国20年来，作为中国肿瘤防控领域的带头人，乔友林率领他的团队，进行了多项癌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最终在2012年，绘制出有史以来第一张“中国人群癌症归因风险图”。

　　与此同时，依据他和协作科研团队进行了8年的临床实验数据，预防宫颈癌的疫苗——美国的佳达修(Gardasil)和英国的希瑞适(Cervarix)，也于2017先后在中国内地上市，尽管晚了发达国家和地区10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乔友林和他的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内地广大的女性今天依然无法享受到宫颈癌疫苗。”乔友林的前同事武燕萍说。

　　由于在探索适应低资源国家癌症筛查与预防方法上做出的卓越贡献，2011年，乔友林获得了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2018年又成为首位荣获Pearline全球癌症研究人道主义奖的华人科学家。

　　“乔老师真的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他心怀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世界人民。”他的博士毕业生张希说，“记得爱因斯坦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我觉得，这句话用在乔老师身上非常恰当。”

　　“他这种时刻要用自己所学，为老百姓做事的品格，真的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到了我心头了。”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工作的张希很骄傲是乔友林的学生，“也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乔老师这样的人。”

　　在乔友林那间仅有9平米的逼仄办公室，他时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不是在看学生的论文，就是在与世界各国的肿瘤专家开电话会议。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词中的这句话，可看作是对乔友林生活态度和科学观最好的总结：胸襟宽阔，思想开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